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有前30年的探索历程，在落后贫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国民经济体系和现代工业基础；也有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增长、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更有进入全球经济大国强国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工业化发展新历程。

60多年来的经济成就，可通过若干发展指标来认识：表征经济发展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的0.36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67.67万亿元，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表征发展水平的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增长至2015年的52000元，超过8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的发展水平；表征人民生活水平的居民收入，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由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15年的31195元；表征对外经济联系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4.1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表征现代化进程的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5年的56.1%；表征现代工业的制造业，产出占全球比重由1990年的2.7%上升到2013年的20.8%，连续多年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在6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执政党以其不断提升和完善的执政能力，有效地实现了其经济发展能力。

以改革促发展，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包含着改革体制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意愿和目标。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发展过程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持续改革，并通过各项改革带动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首先，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农村改革，拉开了全面改革开放序幕，对全面改革起到了引领作用；其次，以深圳等经济特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实验为契机，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示范作用；再次，国有企业股份制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引进外资带动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壮大，起到了奠基作用；最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新常态时期的发展寻求新的引领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过程中不乏“自下而上”推动改革和发展的事例。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充分尊重基层群众、民间力量、地方政府的首创精神，并将之制度化，进行完善和推广，使得局部的发展事例，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式和模式。如改革开放前后的小岗村土地承包制，成为了农村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和农村发展的先导；再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东莞模式等的形成和发展，也为全国经济发展形成了示范效应。

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在取得发展成就的同时，往往也会积累相应的矛盾甚至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偏差。执政党往往能够及时地修正发展路径，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日益僵化、封闭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纠偏；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对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变革；“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是对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模式纠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的提出，是针对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区域间群体间发展差距拉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等矛盾的纠偏。通过不断纠偏，使得发展内容不断完善。

聚集增长要素，选择产业发展战略

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有其独特的资本形成机制：居民的高储蓄率、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不遗余力、民间资本的逐步壮大、资本市场和产业金融的逐步完善，对中国高速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执政党和政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较强的要素聚集能力。如，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通过初始累积（乡镇企业的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的起步、国有及集体企业的民营化或股份制转型），外资的引入（中外合资企业、对原有企业的并购/参股、独资跨国企业的大举进入），资本市场和产业金融的逐步兴盛等。在聚集要素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主导作用也有其重要意义，如招商引资、产业资本形成、基础产业建设、出口促进等方面都由政府主导，为经济高速增长构建了基础条件。

在中国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产业发展适应其要素条件和国外需求而采取了相应的战略，一直是以制造业为主轴，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并重，且适应新技术发展和新需求迅速提升了产业规模和产业水平。制造业的规模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由前向联系带动了基础产业的规模发展，由后向联系带动了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和结构升级、也带动了外向型经济的规模化发展。这一制造业为主轴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非平衡策略带动全局发展，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

中国以非平衡策略带动全局发展主要体现在：其一，先后推行了以增长极梯次推进改革发展的战略，1980年代以深圳为增长极推进珠三角率先改革与发展，1990年代以浦东为增长极推进长三角改革与发展，以局部带动全局改革发展。近几年则推动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策略，以期推动更进一步的全局发展。其二，在非平衡策略下，各地适应自身条件创造性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增长模式，如开发开放园区模式、山东半岛模式等。其三，在非平衡策略实施后，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分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非平衡发展策略，适应了中国各区域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阶段的差距，也适应了制度变革的以点带面的有效性，还发挥了先发示范效应、先发带动后发的引领作用。

中国经济在此前的发展过程中，在选择适用技术、引进吸收、集成创新等方面显现了其产业技术发展能力的不断提升，高铁、“互联网+”等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是典型事例。当前阶段，“创新”成为了五大发展新理念之首，因此，新时期的发展能力提升，就是强化自主创新能力，集中力量突破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形成战略性优势企业和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创新，一是提升产业发展能力，二是强化国家发展能力，三是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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